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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们怎能不想她—追忆中建五局土木公司陈超英

 

 

  

  思念从未停止。

  在她去世后,1000多人自发从全国各地赶到长沙为她送别。

  昔日的同事哭祭:我要喊你,但已哽咽;我想叫你,但已泣不成声。超英啊,我的战友!

  丈夫说:不知道天上是否也有工作,但愿你的爱心不要累到你!你的生命其实是永远地、崇高地存在,只是我够不着了……超英,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其实只有一句话,我想你,我们想你……

  逝者陈超英生前是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土木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1年6月13日,在慰问职工家属的返程途中遭遇车祸,她不幸因公殉职,年仅53岁。

  生前,她充满活力的身影仿佛无时不在,处处留下关于她的温暖记忆;如今,人们只能将这一切珍藏,在心里将她深深怀念……

  那么苦的日子都一起熬过来了,日子越来越好,她却走了,教我们怎能不想她

  那些日子,可真难。2003年以前,整个中建五局已是资不抵债,举步维艰。由于长期欠付工资和医疗费,职工生活困难,迫于无奈,部分职工自谋生路,有的只好养鸡、养猪,甚至到附近菜场捡菜叶为生。

  陈超英所在的五局五公司(后来的土木公司)也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除拖欠工资以外,公司还拖欠职工的医疗费、丧葬费和集资款。每天来要钱的职工,一拨接着一拨。

  那几年,陈超英丈夫单位的经济效益不错。陈超英跟丈夫商量后,就把一部分特困职工手里的欠条先收回来,自己掏钱帮公司垫付职工的医疗费、丧葬费,直到家里的20多万元积蓄全部垫光。

  那些吵过、闹过、哭过、骂过的职工,从陈超英手里接过钱,还总会听到她平静的劝慰:“只要大家抱成一团儿,公司就不会垮,就一定会好起来。”

  2004年秋天,公司有400多职工在理顺劳动关系后,将走出“下岗职工中心”。在一次又一次“车轮大战”似的对话座谈后,大家都疲惫不堪,每个人的忍耐都到了极限。

  一天,100多位退休老职工“代表”自己的子弟来跟公司讨“说法”。陈超英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职工分流政策,连午饭都没吃。不料,有位大妈突然控制不住情绪,端起一杯茶水,“哗”的一下就泼到了她的脸上。场面一下静了,陈超英什么也没说,她默默地拿起纸巾,在脸上擦了一下又一下,不知道是在擦茶水,还是在擦泪水……

  在公司陷入困境时,很多人选择了离开。陈超英也有机会另谋出路,但她舍不得这个她为之奉献了青春的国有企业,更舍不得那些曾经共过患难的职工。

  她坚持着走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陈超英骨子里有一股韧劲儿,越是困难越是不放弃。熟悉她家世的人说因为她血液里有“红色基因”。

  这“红色基因”源自她的父亲——一位归国华侨。1954年,陈超英的父亲冲破重重阻力,毅然从印尼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被安排到中国新闻社任摄影记者;1969年,他们全家被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成了菜农;1973年恢复工作时,他选择到了毛主席的家乡,参与湖南人民画报社的筹建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又重新回到中国新闻社工作岗位。他历经磨难,信仰弥坚;一心向党,矢志不移。离休后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初到单位时,陈超英被分到修理班,带她的师傅说,怎么又来个女的。陈超英心中很不服气,暗下决心,一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师傅的看法。几十斤重的滚筒她一个人搬上车;冬天寒风刺骨,冻得红肿得像包子一样的手,浸泡在汽油里清洗着零件,她也毫无怨言。通过勤奋而出色的工作,她赢得了师傅的认可和赞许。

  从2003年以来的8年里,中建五局经历了浴火重生。营业额由20多亿元增长到400多亿元,土木公司则由2亿元增长到6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50%。

  土木公司的发展也越来越好,陈超英越来越忙。

  2003年以来,陈超英没休过一天年休假,没有休息日的概念,加班加点是常事,困了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将就一晚,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

  2008年夏天,土木公司在非洲的公路项目石料供应告急,不巧公司分管领导住院,陈超英拖着一身老毛病去了非洲。为了找到合适的采石场,她带着两个人冒着随时被致命蚊虫叮咬的危险,在中非的原始森林里足足走了三天,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石料。从那时起,陈超英每年至少要去非洲一趟,每次辗转20多个小时,带着十几大包急需物资和慰问用品。因为有些物资无法办理托运,她就背着几十公斤的背包来回转机,接她的同志心疼地看到,背包带都被她的汗水浸湿……现在,这条公路已经修通,当地人说,中国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2009年以来,忍受严重脊椎病造成长途出差的痛楚,冒着低血糖病人可能出现的高山晕厥危险,陈超英先后5次登上海拔3000米的云南轿子雪山公路项目,8次深入金沙江边悬崖绝壁上的水绥公路项目工地。

  土木工程工地多在荒郊野外,路途充满凶险。2010年12月25日,陈超英带领土木公司年终工作检查组前往云南水绥项目检查指导工作,路遇塌方。壁立千仞的悬崖峭壁下,就是怒涛咆哮的金沙江,此时已是凌晨一点,漆黑一片,这种情形,不免让人脚膝酸软。可陈超英经过分析,认为留下来更危险,必须快快离开。于是,一行几人靠着微弱的手电筒光线带路,从巨石和泥土上攀爬前行。平时只要几分钟的路足足“爬”了近一个小时,等到达目的地,尽管是冬夜,大家发现身上的衣服都汗湿了。

  有人形容陈超英像永不停止的陀螺,不知疲倦:

  2008年国庆,她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与项目的职工在一起;

  2009年春节,她在非洲腹地刚果(布),与海外的职工在一起;

  2010年新年,她在福泉高速改扩建工程,与加班的职工在一起

  ……

  据公司人力资源部统计,这8年里,陈超英每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外边奔波;2010年,她去外地出差一共185天。2011年,就在她人生最后的164天里,她在外地出差的时间就占了89个日日夜夜。

  那么好的领导再也见不到了,她的情意我们终生难忘,教我们怎能不想她

  在公司档案柜里,珍藏着陈超英的一份遗物。那是在清理她办公室的时候,她丈夫找到的18张收条和借据。

  其中,有6张收条是同一个人写的。从2003年到2008年,这位职工遗属因为生活困难,每年都找陈超英要一次“生活困难补助费”,从她个人手里先后“借”走一万七千多块钱。

  像这一类职工遗属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困难救助,已经超出公司的政策范围。当他们找到公司,陈超英总是自己“顶”上去,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被同事们称为“傻大姐”。

  2006年去世的职工李红星家庭生活困难,他家2300多元的天然气管道初装费就是陈超英拿的。李红星的遗孀梁爱桃直到去年病逝前,仍然以为是公司帮她装的天然气,一直跟人念叨公司的好。

  在同事们的记忆中,陈超英资助别人,没打条子的,比打了条子的要多得多。拿出一笔钱作为基金帮助21名失学儿童上学,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陈妈妈”;带头捐款4000元带领党员为一名农民工翻修危房;拿出准备给爱人治病的5000元垫付给职工住院……

  丈夫在陈超英去世后才知道,自己的妻子这几年年薪已经有二三十万了,但是她走后,家中的存款只有一万五千元。

  陈超英喜欢鲜亮的衣服,但给自己买件186元的套装,都会犹豫良久最终嫌贵放弃;自己掏钱给女职工们买丝巾,却是一买几十条。

  很多人至今不明白,公司那么多职工的生日,她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每逢节日或是哪位职工生日,人们收到的最早祝福信息,一准是她发的。海外员工的家属人人都有她的手机号码,那是她特意留给他们的。年轻员工廖佳璐知道这个秘密,她说,她当时帮着陈超英往手机里输电话时,陈阿姨还反复说,千万别漏了谁。

  土木公司的青年员工都管她叫“陈阿姨”。她和年轻的小伙、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那样亲密无间,有聊不完的话题。

  前年,陈超英操办公司“信和”文化节活动,带着队伍去南昌的工地举行文艺晚会。那一天,晚会结束了,大家围着她一块谈天说地,喜笑颜开。忽然,不知是谁发一声喊,一群年轻人“抓”住陈超英,吆喝着就把她高高地抛了起来,抛了一次又一次,大声喊着“陈阿姨”、“陈阿姨”。

  困难职工家属刘爱云说她忘不了陈姐。

  刘爱云的丈夫曾经是土木公司的老员工,已经病逝10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五局从未间断过对这一家人的帮助和扶持。前些年,五局员工的住房都相当紧张的时候,但陈超英始终牵挂着刘爱云家中的特殊情况,多次奔走,向组织反映、申请,终于为她争取到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开了一家小裁缝店。之后,每逢企业开展文体活动,需要加工舞蹈服装或者制作、修补道具,陈超英就会把这些活儿照顾给刘爱云做。刘爱云凭劳动有了收入,一家人慢慢恢复了对生活的热情和自信。

  当记者采访刘爱云的时候,她淌着眼泪,一遍又一遍地说,“陈主席是我们家的恩人哪,她给我的不止是关心和温暖,还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啊”!

  管理骨干孙锴说,他忘不了陈姐。

  2002年4月6日,陈超英到工地上慰问一线员工。孙锴早就听说,陈姐把员工当亲人,没有半点儿领导架子。犹豫半晌,孙锴鼓足勇气凑到她身边,悄悄地说,“您看,我结婚快五年了,小孩儿都三岁多了,一家人还住在工地上……”话还没说完,陈超英就抢着说道:“这种情况,你怎么不早说呀?”

  几天过后,孙锴被通知办住房手续;年底,孙锴一家就搬进了过渡房。得知孙锴搬入“新居”,陈超英很开心地送了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八个字,勉励他以苦为乐、奋发图强。整整六年间,孙锴从一名施工员奋斗为项目经理,2008年,他们一家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120平方米的大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