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建国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谢觉哉与夫人王定国共生育了5子2女：长子谢飘、次子谢飞、三子谢列、四子谢云、幼子谢亚旭；长女谢宏、幼女谢亚霞。

在谢飞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慈祥老人的模样。上唇浓密的白色胡子是他的一贯特色。在非正式场合，毛泽东总是亲切地戏称谢觉哉为“谢胡子”。“在我孩童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伏案工作，任凭我们在周围嬉戏，打闹成一片，他仍旧提着毛笔，独自写着东西；实在吵得无法工作了，他顶多呵斥几句，伸出虚握的拳头在我们脑壳前威胁一下。”

谢觉哉认为生而有养，养而有教，是为父母之道。这么多的子女，谢觉哉从不偏爱谁，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50年代，我们还都是小学、中学的学龄儿童、少年，多数又住校，父亲就利用周末时间为我们集体上课：让母亲讲述童养媳的经历，讲自己离开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讲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忆苦思甜。此外，他还创造条件让我们尽可能多地得到锻炼。院子里有块空地，他在休息时间就带着我们翻地，种菜，还养了猪。”

60年代，自谢飘到外地上学起，谢觉哉给孩子们的信就多了起来，他抓紧一切可以写信的机会，事无巨细地关心与教导着成长中的儿女们。

“他时不时给我们集体写信，让秘书打印多份发给我们。他觉得用书信来表达自己，进行老一辈对下一辈的教育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在信中，父亲用自己的感受教导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时刻节俭勤朴。父亲希望我们‘做一个合格的普通人’，鼓励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有用’不是要做官，而是真正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谈及家风，谢飞说，谢家的家风传承是通过言传身教实现的。

谢觉哉一生自律甚严。对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由于谢觉哉工作忙，顾不上照顾孩子，谢家的孩子都是大的带小的，而且一工作，就被谢觉哉送出去锻炼。谢亚旭说：“大姐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支援边疆曾到新疆工作；二哥谢飘在部队时，全国各地跑，后复员到地方当工人；谢飞是老三，拍电影的，‘文革’时被下放到农村了；老四是学朝鲜语的，毕业以后，父亲鼓励他到中朝边境，在一个边境车站呆了很多年；老五在重庆的一个通信工程学院；六姐到广州军区了。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离家时间最久的，16岁时去了南京军区。”

谢觉哉和王定国是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结为伴侣的。共同的崇高志向、相似的革命经历，使得他们深知革命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也对特权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

谢亚旭回忆道，在“八一”学校上小学时，学校里干部子女很多，这使得他也懵懂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大干部的孩子。有一次他问姐姐：“爸爸坐什么牌子的小汽车呀？有多少勋章？是多大的官呀？”后来谢觉哉得知这件事，便把谢亚旭叫到身边，对他说：“关注这个可不好。这样下去你会变成依赖父母、贪图享受的孩子。国家给我的待遇是工作需要，绝不能用来为私人生活服务。干部子女可更不能搞特殊！”

1965年，谢飘军事学院毕业后，进入空军部队服役，1969年复员。谢飘想去领导那里争一争。父亲说：“你这时候扯皮是扯不清楚的。”谢飘听了父亲的话很快平静下来，去北京龙潭湖半导体器件三厂当了工人。听从父亲的话，“从头学起”的谢飘自学了半导体物理，掌握了生产工艺，大大提高了产品合格率。这个厂生产的晶体管后来被用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成长于这样的家庭，谢觉哉和王定国的7个孩子都有各自的成就：谢飘，离休前供职于国家外贸部；谢飞，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谢列，离休前供职于国家远洋局；谢云，离休前供职于原解放军总参谋部；谢亚旭，现供职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谢宏，生前是国家财政部一位处长；谢亚霞，现在德国从事医学工作。

在谢家的子女中，最有名气的就数谢飞了。他执导的《我们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等多部影片荣获过金鸡奖、百花奖和多项国际大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四代电影人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然而，谢飞却从未想过拍摄一部纪念父母亲的影视剧。在他看来，自己和父母都是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人。“我哥被人们称为影视圈里的儒家，圈子里那么多绯闻，但是我哥身上从来没有，这可能也是得益于家教。”谢亚旭说。

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谢家子女逐渐理解了自己父母关于“家”的概念。他们不止一次地感叹，父母有教育孩子走正确人生道路的责任，他们感谢父亲把一家人引向“平稳的航道”。对此，谢亚旭曾专门撰文，写道：“家对我父母来说，是一个大家。虽然我们与父亲聚少离多，但这个家，父母以身作则的教育却让孩子们受益终身，并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

（来源：《今古传奇》2016年第4期）